从金砖银行到亚投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中国正试图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中的中国战略。

　　先来看看金砖银行。2014年7月15日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时达成的合作共识《福塔莱萨宣言》，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以下简称金砖银行），建立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由5个创始成员平均出资，总部设在中国上海。其中应急储备安排初始承诺互换规模为1000亿美元，最大互换金额为中国410亿美元，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各180亿美元，南非50亿美元。

　　再来看看亚投行，自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先后出访东南亚并提出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以来，到2014年10月24日中国、印度、新加坡等21个国家财长和授权代表在北京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亚投行从提出到正式成立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可谓神速。亚投行的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初始认缴为500亿美元，总部设在北京。成员国包括中国、孟加拉国、文莱、柬埔寨、印度、哈萨克斯坦、科威特、老挝、蒙古国、马来西亚、缅甸、尼泊尔、阿曼、巴基斯坦、新加坡、菲律宾、卡塔尔、乌兹别克斯坦、斯里兰卡、泰国、越南和印度尼西亚（印尼于2014年11月25日成为第22个会员国）。中国是亚投行最大的股东，倡导建立亚投行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亚洲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大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合作力度。

　　上述两个金融机构，都能看出中国主导的清晰影子，它实际上反映了中国在全球金融领域试图拥有自己话语权的清晰路径。

　　对外战略重要步骤

　　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的建立是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步骤。

　　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在相距很近的时间先后设立，二者所处的国际环境基本相同。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以及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的领导人基本来自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些国际金融机构实质上沦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维护其经济霸权的工具。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西方国家迟迟不愿重新审视国际经济与金融领域的平等和公正问题。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发展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光靠国际金融机构无法完全满足资金需求。在这种背景下，亚投行和金砖银行相继成立，为发展中国家金融合作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倡导的亚投行和金砖银行合作机制也是实现中国企业“走出去”、人民币国际化、应对TPP和TTIP挑战等重大内政外交战略的重要步骤，对与引领和帮助新兴市场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参与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不过，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在功能属性和目标任务等方面还是有显著区别的。首先，两者作用的区域范围有所不同。金砖银行是跨区域国际组织，其5个创始成员国分属亚、南美、非、欧等四个大洲，某种意义上其发展目标是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金融机构。而亚投行成员国数量上虽然要远远超过金砖银行，但22个成员国都集中在亚洲地区，是一个典型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其目标和任务势必是围绕亚洲经济事务和金融问题展开。其次，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的成员国发展相似度有较大差异。金砖银行5个成员国，属于新兴市场经济体，其经济发展水平在众多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位，而且这些国家都属于全球或地区性的重要国家，隶属大国范畴。亚投行22个成员国之间发展水平相差比较大，既有发达经济体也有发展中国家。其中，中国和印度属于发展势头较强劲的新兴市场国家，新加坡属于发达国家行列，越南、印尼等则是较为落后的国家，柬埔寨、缅甸、孟加拉国等属于最不发达国家。最后，金砖国家和亚投行服务性质不全相同。金砖银行除投资于基础设施外，还有约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随时可以为面临国际收支压力的国家提供短期流动性。亚投行设立时就很明确该机构将专注于成员国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

　　尽管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在许多方面有些不同的分工和职能，但是就其本身建立和发展的基本属性来看，他们都构成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坚实基础。金砖合作、亚投行以及“一路一带”等战略既是应对和冲破西方国家封锁包围的有效措施，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必由路径。

　　新金融纽带

　　金砖银行是凝聚新兴市场国家实力和信心的金融纽带。

　　如前所述，一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和一些地区性开发银行，在投票权、资本结构、总部地点及工作人员方面均被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另一方面，以中国、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一直努力争取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地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歧和矛盾愈演愈烈。2010年世界银行发展委员会春季会议4月25日通过了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投票权的改革方案后，中国在世行的投票权从2.77%提高到4.42%，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国，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仍无法撼动美国15.85%投票权的决定性地位。金砖银行的建立对打破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垄断，重塑发展中国家的信心和凝聚力，推进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设，提升新兴市场国家的整体实力和影响力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以中国为例，从投票权来看，IMF和WB等世界性的金融组织改革缓慢，中国在这些机构中的投票权与其地位并不相称，而在金砖银行中各个国家持有相同的股份，且在应急储备安排中中国的互换金额达到410亿美元，其所处地位远高于在西方国家所把持的国际金融机构如IMF、世界银行中的地位。从资金量来看，以世界银行为例，世界银行法定资本100亿美元，全部资本为10万股，每股10万美元。而金砖国家银行的初始法定股本为1000亿美元，其中500亿美元由各创始国认缴，这意味着即便金砖银行以保守方式向资本市场借贷，最终也能够超越世界银行目前的规模。金砖银行年度贷款额可能会达到每年340亿美元，加之共同融资的因素，使其具有可以为价值高得多的投资项目提供充裕资金的能力。此外，金砖银行外汇储备库的建立使得金砖国家金融合作机制又增添了一个1000亿美元的规模。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金砖银行在体量上足以承担挑战西方国家的金融霸权的职责，还有关键的一点在于中国在金砖银行合作机制中有相当重要的话语权。

　　2.有助于稳定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金砖国家银行除投资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外，还设立了1000亿美元的应急储备安排，这将有助于缓解成员国因国际收支不佳产生的短期压力，消解可能引发的金融震荡。此外，金砖国家之间的货币互换等协议，一方面有助于减少国际结算中对美元的依赖，对冲由美国国内货币政策调整衍生的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加强金砖成员国之间的互信和互通，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器。另外，金砖银行也援助其他非成员的发展中国家，这对减弱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干扰和不稳定因素冲击具有积极意义。

　　3.促进金砖国家等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投资。近些年来，亚洲、非洲和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城市化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攀升，交通和能源等基础设施已经成为其发展的瓶颈，这些国家的增长潜力估计每年可达5到7个百分点，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更加旺盛。而发展中国家的信用评级又不是很高，融资成本较高，发展大多依靠援助。事实上能够获得私人资本的发展中国家只有20个，且这些资金多用于资助私人投资项目，而不是发展中国家亟需的公用设施。与此同时，被西方所垄断的国际性多边贷款机构如世行、亚开行资金严重不足，无法满足发展中国家迅速增长的贷款需求。据估计，目前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总投资需求每年大约在2万亿美元以上，其中只有1万亿美元左右能够到位。金砖银行的设立无疑会加大对包括金砖成员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这不仅有助于充分挖掘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潜力，而且还有助于促进具备包容性的、可持续的、适应性强的发展方式，打造南南合作的典范。

　　制度保障

　　亚投行是促进亚洲国家和地区互助联合的制度保障。

　　亚洲具有庞大的人口、广阔的市场、丰裕的资源以及无限可能的发展空间，其重要地位愈来愈引起欧美国家的关注。2011年，美国高调推出“亚太再平衡”、“重返亚太”或“战略重心东移”战略，指出“亚太地区将是美国今后外交战略的重心，21世纪将是美国的太平洋世纪”。随后美国陆续通过“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亚洲反导系统、亚洲开发银行、美国—东盟首脑峰会以及亚太地区安全论坛等方式宣布在亚太地区的回归。“天安号”事件、钓鱼岛问题、香港“占中”事件、开放“阿富汗走廊”等都体现出美国插手亚洲事务的良苦用心。

　　虽然亚洲的地位愈来愈重要，但是亚洲国家普遍存在基础设施落后或者陈旧的特点，不解决基础设施建设问题，亚洲的增长是有限的。与其重要性相反的是，亚洲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却有很大缺口。据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在2012年出版的《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一书中测算，亚洲地区从2010年至2020年间，需要超过8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费用，才能维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而亚洲开发银行每年提供的贷款额最多为110亿美元，具有很大的资金缺口。

　　这部分资金是靠IMF等国际性金融机构的贷款呢，还是靠亚洲国家自己筹集呢？IMF、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事实上为欧美所垄断，与他们的合作往往带有很多不确定性和伴随资金而来的其他各种非经济性要求。而亚洲现有的区域性开发银行——亚洲开发银行自1966年创立以来，连续9任行长都是日本人，并且美国和日本持有31.3%的股份，日本基本上成为美国在亚开行的代言人。因此，亚投行的出现不仅有助于摆脱西方国家对亚洲的经济控制，还能缓解亚洲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短缺的现实问题。从长远来看，亚投行制度的建立以及新丝绸之路战略的实施对于整个亚洲的互联互通与合作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战略之路

　　金砖银行、亚投行以及新丝绸之路是当前中国最重要的战略。

　　金砖银行和亚投行一个全球性，一个区域性，它们相互呼应又相互促进，不仅有助于突破欧美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垄断，而且能够切实地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际地位。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新丝绸之路略等共同构成了中国的国家战略，对中国经济成功转型、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均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显著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影响力。长期被欧美国家垄断的国际金融机构一直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千方百计地对中国进行干预和阻挠，宣扬中国威胁论。金砖银行和亚投行的建立，无疑会增强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加速中国的资本输出，而资本输出无疑会给中国带来政治和外交上的影响力。19世纪的英国以及二战后推行马歇尔计划的美国，都采用相同策略获得巨大的成功。

　　其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金砖国家银行和亚投行如果以人民币投资基础设施，不仅能促进“优质过剩产能”的出口，而且会降低外币结算成本，促进人民币国际化。比如，亚投行向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人民币基础设施贷款，这些贷款的一部分就可以用来采购中国的机器设备、支付中国的建筑劳务输出等，这有助于促进人民币贸易结算，减少原来用外币结算的交易成本。此外，部分人民币和用人民币购买的金融资产也可被当地投资者持有。

　　最后，实现外汇投资的多元化。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前，中国的大量资金主要是被动地投资在美国国债上，收益率很低。现在把金砖银行和亚投行作为载体，我们可以投资于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不仅能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且能获取相对稳定的投资回报，分散投资风险，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综上所述，无论从个体行为来看，还是从作为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看，金砖银行和亚投行合作机制以及新丝绸之路的总体思路都充分显示了21世纪中国的国家意志，那就是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促进中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振兴。